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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开始，大家都有些拘谨，酒过数巡，围绕织毛线的话题密集起来。工具党安利自己的工具和毛线，技术派传授棒针织法，万琬终于学会了自己弄不明白的技能。再往后，织女们又分类围在一起，谈工作、论养娃。这场局里，年纪最大的已是大学生妈妈，最小的是一名在读本科生，距离最远的专程从40公里外赶来。直至凌晨2点多，撑到最后的四五位织女才挥手告别。

彼时，胡幸运的精神状态较差，他曾确诊焦虑性抑郁，和同事因为工作交接问题吵过架，事后他反思，自己的处理方式不太成熟，受困于欠佳的人际交往能力；并且，从小学三年级就寄宿生活的他，早已养成了“遇到困难自己解决”的观念，认为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。家里催婚也让胡幸运头疼，和父母针对婚恋分歧聊过也吵过，不欢而散是常态。

阮谷参加了两场织女活动，但发现，在毛线店里，大家付完钱就开始织，时间到了得赶紧走，人与人之间多少有一些隔阂。她觉得，如果把活动搬进家里，给同好们撸撸猫、做点好吃的，像举行家庭聚会一样，氛围会轻松许多。阮从网上摇来了几位织女，12月的一个周末下午，她提供场地、材料和教学，收取一定费用，不严格限制时长，大家在专属空间里，给猫咪钩圣诞帽。

万琬的朋友圈子也因此扩大。“我的社交能量主要用在工作场景里，下了班需要自己待着。”有时她在吧台钩织，别人上前找她聊天，她不太想莫名开启一个话题，但跟织友们的对话非常直接，“只要她走过来，我们就会围绕手里的东西自然开聊，并不会消耗什么，反而会吸收对方的能量。”相识短短两周，万就和教会她棒针的织女处成了好友，俩人频繁聊天，偶尔见面，除了交流针法，也聊生活、聊感情。这种迅速而亲密的关系，很难和酒吧客人建立。